《春秋通说》·十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黄仲炎撰。仲炎字若晦，永嘉人。其进是书《表》称肄举业而罔功。李鸣复奏《举状》，称科举之外，穷经笃古。盖老而不第之士也。书成於绍定三年，其奏进则在端平三年。《自序》谓《春秋》为圣人教戒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所书之法为教，所书之事为戒。自三《传》以褒贬立意，专门师授，仍陋袭讹。由汉以后，类例益岐，大义隐矣。故其大旨谓直书事迹，义理自明。於古来经师相传，王不称天，桓不称王之类，一切辟之。按《朱子语录》云：“圣人据实而书，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辞间求褒贬所在，窃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论者，盖本於是。何梦申作吕大圭《春秋或问序》，谓传《春秋》者几百家，大抵以褒贬赏罚为主，惟《或问》本朱子而尽斥之。不知仲炎已先发之矣。中如於南季来聘，据三《传》、《戴记》，谓天子无聘诸侯之礼，《周礼》时聘之说不足信；於滕薛来朝，谓诸侯无私相朝之礼，三《传》俱谬：则过於疑古。以盟首止为王世子立党制父，则过於深文。以“子同生”为《传》语误入《经》文，以“葬蔡桓侯”为“公”字之讹，以“同围齐”为“围”字重写之误，疑及正《经》，亦未免臆为推测。然如谓季友为巨奸窃交宫阃，则成风私事，《传》有明文，词严义正，足以为千古之大防矣。其论胡安国之书曰：“孔子虽因颜渊之问，有取於夏时，不应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国氏谓《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当矣。孔子之於《春秋》，述旧礼者也。如恶诸侯之强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偪而存诸侯，愤吴、楚之横而尊中国，此皆臣子所得为者。若夫更革当代之王制，窃用天子之赏罚，决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将以律当世之僣，其可自为僣哉？”其立义明白正大，深得圣人之意。盖迥非安国所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