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顾炎武撰。前有炎武自序[1-2] ，谓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所录凡三百馀种。后又有炎武门人吴江潘耒补遗二十馀种。碑字间有异者，又别为摘录於末。亦犹洪适《隶释》每碑之后摘录今古异文某字为某之遗意。《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尝摘其舛误六条：一曰《齐陇东王孝感颂》，炎武未见其碑额，臆题为“孝子郭巨墓碑”；一曰《唐寂照和上碑》，本无刻石年月，炎武误记为开成六年正月，且未考开成无六年；一曰《后唐赐冥福禅院地土牒》，赵延寿、范延光皆押字，炎武视之未审，误以为无押字；一曰《周中书侍郎平章事景范碑》，本行书，而炎武以为正书，本题孙崇望书，而炎武失载其名，皆中其失；一曰《后汉荡阴令张迁颂》，炎武误以“既且”二字合为“暨”字；一曰《后汉州从事尹宙碑》，书“钜鹿”为“钜鏕”，证以《广韵注》、后魏《吊比干文》及《北史》，皆作“钜鏕”，炎武误谓不当从金。案《张迁颂碑》拓本，“既且”二字，截然不属，炎武诚为武断。然字画分明而文义终不可解，当从阙疑。《金石文跋尾》所释，亦未为至确。
至於“钜鹿”之“鹿”，自《史记》以下古书，皆不从金，《说文》亦不载”鏕”字，自《玉篇》始载之。其为顾野王原本，或为孙强所加，或为宋大广益会《玉篇》所窜入，已均不可知。然其注曰钜鹿，乡名，俗作“鏕”，则从金实俗书，具有明证。北朝多行俗字，《颜氏家训》尝言之，此书亦颇摘其讹。北魏人书，似不可据为典要。《广韵注》尤不甚可凭，如开卷“东”字注，谓东宫，复姓。齐有大夫东宫得臣，亦可据以驳《左传》乎？是固未足以服炎武也。惟其斥石鼓之伪，谓不足侪於二雅，未免勇於非古。释校官之碑，谓东汉时有校官，亦未免疏於考据。是则其失之臆断者耳。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