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宋金履祥撰。后有《自跋》，谓：“古书之有注者，必有疏。《论、孟考证》即《集注》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义之详明者，亦不敢赘。但用《经典释文》之例，表其疑难者疏之。”其书於朱子未定之说，但折衷归一。於事迹典故，考订尤多。盖《集注》以发明理道为主，於此类率沿袭旧文，未遑详核，故履祥拾遗补阙，以弥缝其隙，於朱子深为有功。惟其自称此书不无微牾，自我言之则为忠臣；自他人言之则为谗贼，则殊不可训。夫经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义。议论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补正者果是，虽他人亦不失为忠臣。使所补正者或非，虽弟子门人亦不免为谗贼。何以履祥则可，他人则必不可？此宋元间门户之见，非笃论也。其中如辨《论语注》“公孙枝”云：“案《左传》，当作公孙发，《集注》或传写之误。”辨《孟子注》“许行神农之言，史迁所谓农家者流”云：“《史记》六家无农家，《汉书·艺文志》九流之中乃有农家。”皆为典确。至於辨《公刘》“后稷之曾孙”一条，谓公刘避桀居邠，去后稷世远，非其曾孙。不知古人凡远祖多称高祖，《左传》郯子称“我高祖少皞”是也；凡远孙多称曾孙，《左传》蒯聩称“曾孙蒯瞆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类，则《注》不误而履祥反误，亦未尽确当不移。然其旁引曲证，不苟异亦不苟同，视胡炳文辈拘墟回护，知有注而不知有经者，则相去远矣。书凡一十七卷。首有许谦《序》，后有吕迟《刊书跋》，犹为旧本。朱彝尊《经义考》称《一斋书目》作二卷，注曰“未见”。盖沿袭之误，不足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