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生卒年不详，字亢宗，唐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祖籍定州北平（今河北完县)。一生与世无争，好学乐施，以忠义卓行称著。
阳城自幼天性好学，至唐后期京道衰败，生活贫困，以致无钱买书。因而，他请求为集贤院属吏，借此机会攻读，昼夜闭门，坚持 6年之久。进士及第后，由于不贪图功名利禄，隐居中条山，与弟阳智、阳域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
阳城由于乐施，乡里称著，为人所敬。山东节度使闻其忠义，派人送来缣500匹，阳城固辞不收，使者扔下便走。阳城把缣封存起来，从不打开，逢里人郑俶无钱葬父，就全部送去。郑俶感激不尽，请求做阳城的家奴以示报达，阳城批评了他这种行为，收郑俶为学生，传授他知识。阳城谦恭简素，舍施行义，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村闾中发生争论之事，不去官府，而找阳城调解。
阳城的卓行，闻名遐迩，陕虢观察使李泌多次聘其为府僚，阳城始终不应。李泌又把他推荐给唐德宗，命为著作佐郎，李泌派参军韩杰奉诏书谒见，阳城谢称体弱多病，不堪奔走，谢绝诏命。李泌任宰相后，再次向唐德宗荐举，又命阳城为谏议大夫，派长安尉杨宁带诏书绢帛聘请。阳城无奈，只好衣粗布前柱京城谢恩辞绝。唐德宗派宦官取来朝服绯衣下令更衣召见，并赐帛50匹，促使阳城从隐居生活步入政治生涯。
当时，在士人眼里将谏诤官视为危途，见阳城平日洒脱不拘的风采，深知没有善果，劝他好自为之。阳城也深知唐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又吸取了其他谏官论事繁琐致使唐德宗厌倦的教训，始终采取谨慎的态度，遇事不肯多言，并因此遭到韩愈作《争臣论》讥刺。阳城为了避免厄运的降临，以醉酒不言政事，居谏官8年，未曾与人争是非，人也难测其吉凶。
虽然阳城居官不关心政事，但对人忠义，敢扶正压邪，甚至不顾自己的安危。裴延龄诬陷陆贽，张滂、李充等人，欲将他们排挤出朝，以专揽大权。唐德宗受裴延龄蒙蔽，事虽不平，人莫敢言。阳城知后，主持正义，声言我身为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之臣。他约拾遗王仲舒守住延英阁，进去拜见唐德宗，慷慨陈辞，极言裴延龄罪恶。为了促使这件事早日得到合理解决，他天天去为陆贽等人申冤，知者无不恐惧，而阳城义气弥坚。唐德宗大怒，召集宰臣，命阳城抵罪，在太子李诵的搭救下，经过长时期才被免罪释放。对这件事，唐德宗一直怒气未解，执意让裴延龄为相，阳城在朝堂上明确提出反对，声称若裴延龄为相，他定要撕烂诏书，哭于朝堂。在阳城的谏争力抗之下，唐德宗开始改变了对裴延龄的看法，取消了任其为宰相的成命。史言：“帝不相延龄，城力也。”阳城虽然因此事降职为国子司业，但终于替陆贽等人申明了积冤，使裴延龄的阴谋未能得逞，消除了民众之苦。
阳城不仅正直，而且重义气。朝官薛约，言事得罪，被贬到连州，后逃回隐居在阳城家。官府前来捕捉，阳城毫不恐惧，让官吏等在门外，与薛约饮酒告别，并送往城外，执手相辞。唐德宗怀疑阳城是薛约的朋党，下令贬阳城为道州刺史，阳城因薛约牵连被逐出京，一不后悔，二无怨言，世人无不敬佩。
出任州官后，阳城励精图治，关心民情，实行节俭，赏罚分明。史载他“治民如治家，宜罚罚之，宜赏赏之”。他自己生活非常俭朴，月俸除留足吃用外，其余全归官府所有，常常把官府规定给自己食用的鱼肉等放在道旁，与民公享。道州出侏懦，自隋至唐，每年上贡，以成定制。阳城到任后，哀其父子离别，上奏罢除，道州从此废除了供侏儒这一弊政，州人感激不尽，用阳城的名字给子孙命名。道州前任刺史得罪，长期被囚在狱中，其他官吏为了开脱自己，纷纷向阳城告发原来的不法之事，把罪责全推到刺史身上。阳城虽痛恨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更看不起这种投石下井之辈，下令凡有告发和逃避责任者一律斩杀。唐后期，藩镇割据，政局动荡，赋税不能按时上缴。观察使派人来道州催逼租税，百姓在重租杂徭下无以聊生。阳城对此深感内疚，在考评各州刺史政绩时，挥笔给自己签署评语是“抚字心劳，追科政拙，考下下”，表示反对官府催逼租税的行为。之后，观察使派判官到道州来逼租，阳城闭门不见，告诉州吏，若问他何在，就答刺史以为有罪，自囚在狱。判官逗留数日，阳城白天站在府门外，夜里睡在馆门内待罪，判官不得已而去，观察使派人来处治此事，阳城不愿身陷牢囚，在民众的掩护下，弃官归隐。
当官并不是阳城的心事，他乐意的是傲一名朝外高士，所以弃官后以教授为业。在他没入仕之前，就在中条山授业，远近闻名，前来拜师求学者络绎不绝。“远近慕其行，来学者迹接于道”。阳城当时尽避食不充饥，衣不裹体，仍“讲论不辍”。阳城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辛勤培养，在学生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唐德宗贬阳城去道州时，太学生何蕃、李偿、王鲁师、李谠等200余人跪在宫外为他求情，希望皇帝能把阳城继续留在京城。柳宗元闻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给何蕃去信，对阳城贬官极为难过，对太学生的精神大加赞扬，何蕃等人跪在宫门外数日，奏书被搁置无得结果。阳城起程之日，太学生数百人为他饯行，无不涕泣，并给他立石纪德。
阳城从道州隐居后，一直深居简出，与世相绝，人难知所在。唐顺宗即位后，曾下诏征阳城回京任职，但此时他已去世，卒年70岁，赠左散骑常侍，赐钱20万，由官府安葬。
阳城是一位不贪图功名利禄的高洁之士，虽然非常清贫，但很乐意接济别人，不为金钱所拜倒。这在唐后期贿赂公行，横索暴敛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他出山任职，是出于不得已，所以每天饮酒，不多言事，以避免卷进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旋涡。但他仍能主持正义，与邪恶作斗争，尤其是任刺史以后，关心民情，杜绝弊政，奉公廉洁，反对官府催租逼债，侵渔百姓，这在封建时代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