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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尸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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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正文
尸子即尸佼,先秦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晋思想文化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对于社会改革、对于哲学思想都有重大的贡献。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 “《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于辨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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