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舌肹ｘｉ，字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晋平公，昭公时期（前557－前526年）。食邑在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15里），故又称杨肹。
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叔向之父羊舌职即为大夫。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极盛，兄弟四人（铜鞮伯华、叔向、叔鱼、叔虎），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即使是楚国人都称其为“强家”。
晋悼公时，叔向以熟悉历史掌故，知识渊博，被任命为太子彪之傅。太子彪即位，为晋平公，叔向以上大夫为太傅。此后，一直活跃在晋国政坛及各诸侯国之间，达30年之久。
在叔向从政期间，韩、赵、魏、智、中行、范氏六家新贵族，不断扩大私家势力，形成“政在家门”的局面。这种蕴含着深层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变革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只是引起少数有识之士的注意，而“政在家门”这一判断，正是叔向做出的。
晋平公十九年（前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各自陈述了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微，私家兴起，前途堪虑。叔向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寇雠”，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
叔向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末路，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他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衰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是“公族”。他说：“晋之公族尽矣。肹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肹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但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这就是叔向的政治立场，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他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族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
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外。
晋平公二十二年（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子产写去一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刑书的不妥，首先，“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并不公布于众。祷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特权地位，动摇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第三，铸了刑书，“民知有辟，则不总于上”，法制与人治发生冲突，法制将取代人治，而旧时代的“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都不起作用了。第四，铸了刑书，老百姓“并有争心，以征于书”，大家都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钻字里行间的空子，互不相让，难以平息，这样就难免“乱狱滋丰，贿赂并行”，整个社会将会混乱不堪。所以，叔向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乱在子产手中了。
叔向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23年以后，晋因也铸了刑鼎。无独有偶，也有一个人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的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孔子同叔向一样，认为铸刑鼎是破坏贵族的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叔向反对子产铸刑书，不但代表着旧贵族的利益，而且同孔子一样，是站在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为已往的社会秩序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