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干木，姓段干，名木。战国初年魏国名士。师子夏，友田子方，为孔子再传弟子。因其三人皆出于儒门，又先后为魏文侯师，故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
段干木祖籍河东，似可无疑。其故里所在，却众说纷纭。一说安邑（今运城市安邑镇），一悦芮（今山西芮城）。有趣的是，两地现均有段村，且段干木墓冢、祠堂并存。在安邑者，又有上下段村之分，莫知孰是。段干木生卒年代不详，方志仅有“魏文侯时人”，“盖期生晚周之季”的模糊记载。大概生于春秋末抑或战国初。卒年当在魏文侯前，不会晚于前396年。
段于木的青午时代正处千巾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大量的政治军事人才治理国家；士多朝秦暮楚，奔走干王侯之门。这样的社会环境为矢志仕宦之途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展抱负的良机，如果段干木想步入仕途的话，还是大有希望的。但是他根本不想这样做，而是迷上了从事马匹交易的经纪人。《淮南子》云：“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说明他在成为魏文侯师之前，就早已是魏国有名的市侩了。
战国时期，安邑作为魏国都，商业空前繁荣，经商成为风气。受其影响，或为生计所迫，段干木混迹于市井，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值得一提的是，段干木年轻时曾一度名声很坏。这固然反映了战国时人们对此种职业的鄙夷，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段干木浪迹市井，久而久之，不免染上商人奸猾狡诈的习气。在《吕氏春秋》中，把段干木同颜涿、子石、索庐参、子张等划为一类，统称之为“刑戮死辱之人”。
大约在30多岁时，段干木游西河（今陕西东黄河西一带），在此遇到子夏。此后便和田子方一道投身于子夏门下。深受其师友的影响，学识德行大有长进。皇甫谧说段干木“有文有行”，“怀君子之道”，遂“声驰千里”，名重—时。据《淮南子》云，秦将起兵伐魏，司马庾说，段干木贤而文侯礼之，举兵伐魏，“无奈妨于义乎”，于是秦乃偃兵息鼓，辍不攻魏。段干木名望之高如是。段干木究竟为何步入儒门，习“王官之学”，不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决非欲籍此进身当政。段干木一生“守道不仕”，“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便证明了这一点。魏文侯“造其门”，段干木竟“逾垣避之”，令人哭笑不得。此后，魏文侯便以客礼相待，“每出过其闾而轼”，甚至在屈驾请见段干木时，“立倦而不敢息”，拳幸之忱，溢千言表，而段干木却丝毫不为所动，始终不肯出山为相。依然为市井中人，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轻富贵，傲王侯，洒脱飘逸而毫无愧意。“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笔。”段干木学成后，仍旧习难改，重操旧业，只是人们已经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段干木对功名富贵的厌恶，是他追求洒脱的独特个性和儒家道德规范融合的结果。如果说，段干木早年为生计所迫，身上染着铜臭的话，这时他追求的则完全是毫无拘束和烦恼的生活情趣，而儒家追求个性的道德现和富贵说又使他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性的支柱。孔子说：“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恰是段干木生活的写照。
段干木终身不仕，然而他又不是真正与世隔绝的山林隐逸一流，而是隐于市井穷巷，隐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中。这种经历使他对春秋战国之交连年不断的战火，给人民所带来的疾苦有了极为深切的感受。进而“厌世乱而甘恬退”，不屑与那些乘战乱而俯首奔走于豪门的游士和食客为伍，使倾覆之谋，“浊乱天下”，为战争推波助澜。作为魏文候的老师，段干木尽避没有步入宫廷，却以自己的儒师风范影响文侯，以自己的经世之才匡主裕民。使魏文侯成为战国初年名闻遐迩的贤明国君。
段于木晚年过着恬淡安逸的寓居生活，读书之余，设堂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乐之学。邑人杨玠推测上下段村的由来，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段干木曾经迁居，两处均为故址，一种可能是他读书讲学的地方，后人慕名而称为段村。安邑上下段村、芮城段村或许都是段干木晚年读书讲学的地方。
段干木“盖亦圣人之徒”，而魏文侯则是集儒家和法家思想于一身的复杂的历史人物。这就造成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差异，使魏文侯“得师而不得臣”，成为终身憾事。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段干木轻爵禄，做士侯，同情人民疾苦的积极面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思想保守，不敢正视现实的消极一面。当然，这是两千多年以前战国初年的人所无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