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焚毁“诗、书、百家语和非秦国史书”、在公元前212年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二事的合称。
焚书
商鞅曾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统一中国第八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恢愎周朝的封建制：“没有辅弼，发生变乱时谁来救朝廷呢？”秦丞相李斯反对，他认为时代变化，制度应该随之变化，不应该以古非今。李斯建议：“史书只保留秦国史书，其他国家的史书都焚毁；《诗经》、《书经》及诸子百家之书只有博士官可以保留，民间的都限期交出烧毁；医药、卜筮、农业之书民间可以保留；想学法律的人以官吏为师。”秦始皇下旨同意。[2] 史称“焚书”。
隋代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赤眉入关、三是董卓迁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萧绎焚书。一些研究者认为，焚书对于中国图书的破坏仅仅是第一步，当时只是限制民间藏书，官方书仍然保存完好，真正造成彻底破坏的是项羽入关中之后，火烧咸阳城，大火三月不止，秦朝国家图书馆原本仅存的孤本遂全毁。但是汉朝无人指责项羽“焚书”。
坑儒
在焚书开始之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两名为始皇炼制长生不老之药的术士炼药未果，据说后来更散布许多对始皇不利、甚至毁谤的言论，始皇大怒、下令逮捕严办。涉案者在审理时则向外指控毁谤始皇言论的来源，前后指控出四百余人；始皇在盛怒中下令，将涉案者四百余名在咸阳坑杀。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扶苏向始皇进谏“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闻谏大怒，后将扶苏贬至北方上郡（蒙恬驻军所在）担任监军。
“坑儒”一词出处是西汉孔安国（孔子十二世孙）《〈尚书〉序》（这篇序有人怀疑是魏晋时期儒生郑冲伪造。）：“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在此之前《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有部分学者依《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认为遭坑杀者的确不是儒生、而是当时涉案的术士。有评论认为当时之术士与儒生相等，也有指当代儒生多兼任术士的说法。支持“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由《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始皇长子扶苏的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可知，秦始皇所坑掉的“诸生”中，固然有一部分术士，但大多数是“诵法孔子”的儒生。而反对“坑儒”提法的学者认为这是扶苏求情之话，无法用来证明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他们认为“焚书”并未废除儒学，儒家学说在焚书之后仍然存在。
评价
汉代人评价
王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宋人评价
郑樵：“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之儒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朱熹：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明人评价
朱彝尊：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李贽《史纲评要》（有人疑为伪托）：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清人评价
刘大櫆：“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
近现代评价
康有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章太炎：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着令，弗能夺也。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10]
章太炎：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
梁启超：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鲁迅：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吕思勉：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郭沫若：在严刑峻法的威胁高压之下，普天四海大烧其书……这无论怎么样说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当代评价
侯外庐：我们以为，焚诗书是始皇绝古的历史手笔，然而“绝古”的手笔如此其残暴，百家思想也就在“一尊”道理之下，连类而被禁了。因此，秦代的焚诗、书，废古语，和汉代的注诗、书，尊经师，其形式虽相反，而其实质则相一致，都是把活的自由思想斩绝。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效、罗思鼎、卫今等认为秦始皇是地主阶级代表，为镇压奴隶主的复辟活动，采取焚书坑儒这一措施，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禁止他们利用反动孔学制造复辟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作诗给郭沫若说“焚坑事件要商量。” 洪世涤写道：“秦始皇的‘坑儒’，只是坑了咸阳四百六十个‘以古非令’的反动儒生，这样的镇压措施，对于‘厚今薄古’，巩固统一，是完全必要的。”
柏杨《中国人史纲》：赢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
何兹全：秦始皇焚书，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怀疑
汉学家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认为，焚书次年，秦始皇未曾集中杀害一批士人，所谓坑儒，纯系传说，并非史实。《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其观点。2010年李开元发表《焚书坑儒的真伪虚实——半桩伪造的历史》一文，提出坑儒的四个疑点，认为司马迁错误使用了史料。但是，中国学者的态度基本一致，都认为《史记》记载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