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古代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对于社会上具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之统称。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是其形成的制度保证。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层文化、艺术的创造者、传承者。至于“士人”，一般是指没有官衔、介乎官民之间的读书人。
“士大夫”一词，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两个称号演变而成。“士”于殷商、西周时，和平时期任官吏，争战时为兵卒，文武相通。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复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演变为文人、官僚性质，成为保卫文化学术尊严之士。西汉前期，“士大夫”一词主要指武人或军官；其后士族兴起，及至东汉，“士大夫”乃成为士族、官员、豪族的通称。
地位
士大夫属统治阶层，一般拥有官衔，出现确立科举制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稳固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却不是其必要条件。士大夫的特征是知识，拥有儒学教养，即读书人。正因其儒学教养，士大夫有资格通过科举而从政。
四民之中，士属特权阶层，士大夫可透过仆役提出诉状。即使被告，审案时被州县拘捕的，基本上也是仆役。对士人不可单呼其姓，必须使用某“省元”的称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滥用权位，成为“武断乡曲”的豪强、“形势户”，勾结地方官控制地方。
士大夫是官场的成功者，财产主要视乎官职大小，仰赖俸禄。科举的推行，使朝廷上领导的家族时有变换。如北宋初期李宗谔一家三代显赫，宋真宗已觉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间，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兴至衰的历程。
功能
士人是支撑社会、维持乡村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预备军”。理学家认为，士人理想的处世方式是：1.轻财急谊，并不吝啬，援助族人、乡里中的穷人；2.调停纷争，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地方官；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如有官职，则应有能力处理不法行为，作风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先秦之士
“士”，在西周、春秋时是封建统治公职者之称、为封建阶级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时代，士为封建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专业与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原创研究？]。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着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