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卒于宋仁宗嘉?七年(1062年)，他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
包拯少时长期寄住在庐州城南的一座古庙里，刻苦读书，儒家经邦治国的思想和历史上忠臣孝义的事迹，对他影响很大，从这时起，他就立志“竭忠死义”，为国家尽力。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29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授官大理评事，知建昌(今江西永修)县。这时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不欲其远去，包拯便没去上任，留在家里奉养父母，不久朝廷改派他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税监。包拯上任不久，又辞职归里。此后十年都未做官，以孝闻于乡里。后来，父母相继去世，他才在乡人的劝勉之下，重登仕途，出任扬州天长县知县。在知县任上，包拯巧断盗割牛舌案，轰动全县。
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升任为端州(今广东高要)知州。当地盛产端砚，前任知州多加征数十倍去贿赂权贵，但包拯却不多征一方，当他卸任时，连一方端砚也没有带走。庆历三年(1043年)，由御史中丞王拱辰推荐，包拯到中央政府担任监察御史里行。两年之后，正式担任监察御史。
北宋御史的地位不算高，但却掌握言路，作用不算低。在御史任上，包拯写下许多奏议，不满因循守旧的现实，要求进行改革，并积极推动庆历新政的进行。针对新政中的一些不当做法，包拯亦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如范仲淹提出科举考试不再实行弥封誉录制，而代之以荐举制，而包拯却上疏认为荐举制存在种种弊端，行弥封之法，则稍协尽鲍之道。
北宋时期，辽与西夏的威胁较大。北宋政府只知岁贡银绢，以换取暂时的和平局面。包拯认为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应该选将练兵，加强边防，才是上策。庆历五年(1045年)，包拯出使辽国，辽国副使指责宋朝雄州(治所在今河北雄县)地方官在雄州城开便门，是想引诱辽国叛徒去泄露辽国情报。包拯立即反驳道：“如果我们欲获得情报，自有正门，何必开便门呢？”辽使无言以对。包拯返回京师后，又向仁宗皇帝奏上《论契丹事宜》、《论边将》等疏，指出河北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沿边地区卒骄将惰，粮匮器朽，朝廷应该尽早选拔将帅，精练士卒，广储粮食，以应付辽国可能的入侵。可惜，这些重要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庆历六年(1046年)，包拯升任三司户部判官，后次第任京东、陕西路转运使，又徙河北路转运使，未行，擢三司户部副使。在这段时期内，他能体察下情、关心民瘼，努力去除各项弊端，大都收到比较显著的效果。
陕西凤翔府斜谷造船场每年为国家制造大量船只，所需木材，全从本府及附近地区收买或砍伐。负责为这个造船厂供应木材的差役，每年都要赔钱一两千贯，不少人因此家破人亡，有的甚至被逼自杀。包拯在担任陕西路转运使期间，上疏(请权罢陕西州军科率)，请求朝廷免除老百姓的这项沉重负担。
皇祐元年(1049年)10月，包拯奉命考察陕西食盐的运输和销售情况，他发现那里搬运食盐的差役是按照家产摊派的，每一贯家产要搬二袋盐包到各州由官府出卖，应差之人，倾家荡产，比比皆是；甚至连服役的兵士，往往亦因之逃亡死损。他遂上奏朝廷，主张采纳当地主管官员范祥的改革方案，改官卖为通商。新法实行以后，公私两利，既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又增加了国家税收，两年内国库增收516千贯。
皇祐二年，包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担任了谏官。他对唐朝直言敢谏的魏征极其推崇，他觉得魏征所说的许多话，对宋朝亦有现实意义，特地选录魏征的三篇疏文，希望仁宗作为座右铭，时时观看。其实包拯在直言敢谏上，颇似魏征。
包拯主张依法治国。他认为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制度，不可随意更改，以致失信于民。他反对皇帝凭个人的好恶，奖惩臣下，他说：凡是由皇帝直接下令赦罪的，都是依靠后宫或者宦官的门路，求得人情，这必定妨碍公事，败坏朝廷，实在要不得。宋仁宗觉得他说得很在理，表示对此要严加禁止，示信天下。
包拯上谏不畏权势。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的伯父，无功却当上了三司使。包拯愤然上书，指出当前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用张尧佐这样的庸人理财，只会加重危机，实在让人痛心。包拯坚决要求将他免职，选用有才干的人当三司使。宋仁宗不仅不采纳这个意见，相反，又加封张尧佐为淮康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官使等职。包拯闻讯后，再次上书，指责张尧佐是朝廷的污秽，白天的鬼蜮，批评仁宗“失道败德”，并和仁宗当面争辩，言辞激烈，甚至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仁宗感其忠恳，不得不削去张尧佐的后两职务，并作出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职、干预国家大事的规定。但是，事隔一年，仁宗又加封张尧佐宣徽南院使。包拯再次上书，坚决反对此项任命，仁宗无可奈何，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