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解析

　　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写法总述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分析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

　　构思

　　《师说》堪称美文极品。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

　　但它们的成功绝不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个别现象所能形成的。应该是诸多方面在矛盾意识、人性意识、意境意识的统帅下，以思维单元为一般规律所组成的有机体。

　　《师说》：

　　一师说（话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历史地位）/传道受业解惑（作用职责）

　　从师（阐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话题）/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结论）

　　师道（结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总话题，“师说”。

　　二　第二段是论述的核心部分，以对比论证为主，写不同的师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结果。

　　师道：师道不传（话题）/古之圣人//今之众人/圣益圣，愚益愚（结论）

　　从师：今之众人（话题）/对子女//对自己/小学大遗（结论）

　　今之众人（话题）/巫医百工//士大夫族/师道不复可知矣（结论）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结论，照应首段“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说：圣人无常师（话题）/孔子从师（阐述）/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

　　“圣人无常师”照应“古之学者必有师”，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照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个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构成一种回环美（师说——从师——师道/师道——从师——师说），内容上说理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起于“师说”，结于“师说”。

　　四　第四段只是一个交代，说明写作缘由和目的。

　　全文重点说明，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提高。批判了“耻学于师”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风气。同时在对老师的作用或职责的界定上，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键是“传道受业解惑”的逻辑关系。“解惑”即解答个别问题，“受业”指传授系统知识，“传道”则具有更高境界的意义，强调应用能力（素质）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仅限于“解惑”“受业”，而“道”的形成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和“两个单元”的一般规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相对明确的思路。这一飞跃就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不知所措。 ▲

末段教学意义

　　《师说》的末段一般认为是一篇结构完作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亦或仅仅是作者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仅是如果我们认真联系前文，就会发现末段与第三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意义结构不仅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一视角看，这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确实全文的文眼，忽略了这一文眼，全文犹如未点睛之龙，仅仅有其形，而缺少生动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鉴赏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参考资料：完善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公元801—公元802年），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作者到国子监上任后，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作者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