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选定这些篇目，是以《华严经》菩萨有十种知来作标准的。十知为：一、知诸安立，二、知诸语言，三、知诸谈议，四、知诸轨则，五、知诸称谓，六、知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无尽，九、知其寂灭，十、知一切空。这些本来范围宽泛，也可涉及很深的义理；但本书的编撰，是预想到初入法门者特别是当时普度的一般僧尼，或有常识不够，特用此来供给补充，使他们免于徒具僧形的讥诮，所以只限于有关名物典章制度称谓以及其他生活细节等方面。
在宋初，象本书这类性质的著述，已有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一种，但其书偏重事物兴废，仅列五十九条，范围比较狭隘。本书则可说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充起来的，对于新学更有切近实用的意义，因而保存了当时有关佛教制度风俗等很多资料。特别是作者在南北各地所观察到的一些不同习尚的记载，最为可贵。这如南方禅僧一切作务皆服络子，北僧多翻着袈裟(见《要览》上《法衣篇》)。南方僧以抽坐具为礼(见《要览》中《礼数篇》)，浙右僧解安居日，以彩束草送给施主，谓之解夏草(见《要览》下《杂记篇》)，北方皆不行。江浙浴佛以四月八日，淮北乃至两京用腊八日(见《要览》中《三宝篇》)。又法曲子南方禅人作渔父、拨掉子唱道之词，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归依、柳含烟等，号为唐赞(见《要览》下《杂记篇》)等，都是其例。此外本书所钞佛典，有些不是大藏所收而为当时流行的，如《四分律行事钞增辉记》(唐末希觉撰)，即属久佚之籍，所钞记文，吉光片羽，自是珍品。本书撰成后，崔育林与随某替他作了序，天圣二年(1024)刊行，因未入藏，后即散佚。日本宽永十年(1633)，重刻流通。今收入《大正大藏经》第五十四卷事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