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传春秋，道在阐经旨。鲁事并称我，灼然为鲁史。
巧言并足恭，实同圣人耻。宋儒好异说，乃曰彼非是。
别有古闻人，名同偶然耳。彼实羞巧言，胡更巧言拟。
不知史官例，据实以为纪。载笔详辞令，何用辨臧否。
禹鼎铸神奸，岂为心所喜。彼云古闻人，当为何代士。
既非冥漠君，宁独无居里。漆园荒唐辞，乃出程夫子。
左丘明传述《春秋》，其真意在于阐发经典的深旨。鲁国历史中自称“我”，分明是鲁国史书的笔迹。
花言巧语与过度恭维，实在和圣人一样令人羞耻；宋代儒者偏爱新奇说法，竟指责左氏并非正义。
另有古代闻名之人，名姓相同只是偶然际遇。他们本以巧言为耻，为何反用巧言来比拟？
不懂史官的传统，本该依据实情来记叙；提笔详录言辞政令，何必费力分辨善恶是非？
禹王铸鼎刻画神怪奸邪，岂是内心真正欢喜？他们说的那些古时名人，该是哪个时代的贤士？
既然不是缥缈无迹的幽魂，怎会独独没有故里居地？漆园那些荒唐言语，竟出自程夫子的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