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
韩愈
唐代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及翻译: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这个人，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他学问渊博见识广博，却不求闻名于世。他奉行古人的处世之道，隐居在晋地的偏远乡野。那里的人受他的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的，差不多有上千人。大臣听说后举荐了他，天子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阳先生脸上却没有喜色。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德行，还和隐居时一样，他难道会因为富贵就改变心志吗？
我回答说：这正是《易经》所说的，长久保持一种德操而不知变通，对男子来说是危险的。怎能算是有道之士呢？《易经·蛊卦》的“上九”爻辞说：“不侍奉王侯，以高尚的志节自守。”《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则说：“君王的大臣忠心耿耿地奔走济难，不是为了自己。”这是因为所处的时势不同，所奉行的准则也不一样。如果像《蛊卦》“上九”那样，处在不被任用的境地，却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节操；像《蹇卦》“六二”那样，处在臣子的职位上，却怀有不事君王的高傲心态，那么就会产生冒进求仕的祸患，招致玩忽职守的批评。这样的志向不可效法，而过失终究是难免的。如今阳先生担任谏官，时间不算不久了；听到朝政的得失，不算不熟悉了；天子对他的待遇，不算不优厚了。然而他却未曾对国事说过一句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漠不关心，心里没有一丝喜悦或忧愁。问他的官职，他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俸禄，他说是下大夫的品级；问他朝政事务，他却说我不知晓。有道之士，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我听说过：有官职的人，不能尽职就应当辞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进言就应当辞去。如今阳先生认为自己尽了进言的责任吗？能进言而不进言，与不能进言而不辞去，没有一样是对的。阳先生难道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有时也确实是因为贫穷。”说的是那些为了俸禄而做官的人。这样的人就应该辞去高官而担任卑职，放弃富贵而安守贫寒，做个守门打更的小吏就可以了。孔子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也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都不敢玩忽职守，一定说“把账目算清楚罢了”，一定说“牛羊顺利成长罢了”。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这是明明白白的，而他这样做，难道可以吗？
有人说：不对，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厌恶讥讽君主的人，厌恶那些作为臣子却去揭露君主的过错来为自己博取名声的人。所以他虽然进谏和议论，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就进宫告诉你的君主，你在外面施行时要顺从君主，说：这些谋略，都是我们君主的恩德。”阳先生的用心，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我回答说：如果阳先生的用心真是这样，那就更让人迷惑了。进宫劝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中，皇上赞赏他的品行，才提拔到这个职位，官职既然以“谏议”为名，就应该实实在在地履行职责，让天下和后代的人，知道朝廷有敢于直言、刚正不阿的臣子，天子有不滥施赏赐、从谏如流的美德。这样，那些隐居的贤士听到后，才会心生向往，整理好衣冠，愿意到朝廷来，陈述他们的见解，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那样的圣明，让君主的光辉名声永远流传。像《尚书》里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而且阳先生这样的用心，难道是让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是在引导君主文过饰非啊。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闻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却任用了他。他是不得已才出来做官的，坚守他的原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要这么严厉地责备他呢？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追求闻名和任用的。他们只是忧虑时局的不安定，百姓的不安宁，掌握了道义，不敢只求保全自身，而一定要去拯救天下。他们勤奋努力，至死方休。所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回家坐席都没坐暖就又出行，墨子家的烟囱都来不及熏黑就又去奔走。那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安逸是快乐的吗？他们实在是敬畏天命，怜悯百姓的困苦啊。上天赐予人贤能和智慧，难道只是让他自己有余吗？实在是希望他去弥补他人的不足啊。耳目对于身体来说，耳朵负责听，眼睛负责看，分辨是非，看清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得到安宁。圣贤，就好比是世人的耳目；世人，就好比是圣贤的身体。再说，如果阳先生不贤，那么他就应该被贤人驱使去侍奉他的君主；如果他果真贤能，那么本来就该敬畏天命而怜悯百姓的困苦。怎么能只顾自己悠闲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把自己所不愿承受的强加于人，并且厌恶那种以攻击别人来显示自己正直的人。像您这样的议论，直率是直率了，只怕有损于道德，并且是多费口舌了吧？喜欢毫无保留地说话来揭露别人的过失，这正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啊，您大概也听说过吧？我说：君子身居官位，就想着以身殉职；没有得到官位，就想着修饰文辞来阐明道理。我是要用这些言辞来阐明道理，并不是为了显示正直而把指责强加于人。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没有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欢在混乱的国家里直言不讳，所以才被杀。《左传》说：“只有善良的人才能接受毫无保留的批评。”是说他们听到批评后能够改正。您告诉我：“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之士了。”现在看来虽然还达不到，但阳先生难道不能成为一位善于接受意见的“善人”吗？